|
|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艾滋病的传播史要从大约1921年萨纳加河和刚果河间的某处讲起，涉及到黑猩猩、猎人、妓女、注射器、卖血者、邪恶的殖民地立法者以及殖民地医生。从非洲中部丛林的一只黑猩猩到一名从扎伊尔动身返家的海地官员，再到美国加州同性恋酒吧的几十名同性恋者，在传播了大约60年之后，人类才最终发现艾滋病病毒（HIV）的存在。
几乎未留任何痕迹
绝大多数有关艾滋病的著作均从1981年讲起，当时美国的一些同性恋者死于一种罕见的肺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上周出版的《艾滋病起源》中，加拿大魁北克谢布鲁克大学的传染病专家雅克·佩因描绘了艾滋病的传播史。在撰写这部著作过程中，佩因阅读了大量有关艾滋病的科学研究论文，利用自己掌握的流行病学方面的学识，在一所丛林医院治疗患者时的观察发现以及对非洲老人血液样本以及欧洲殖民国家档案的研究发现，他勾勒出1921年至1981年最有可能的HIV传播轨迹。在这段时期内，HIV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艾滋病起源》中，佩因解释了比利时和法国的殖民地政策如何制造了可怕的艾滋病噩梦。当时，一种只感染了少数黑猩猩的脆弱病毒通过血液传染给一些猎人，其中一名猎人感染的病毒通过一系列“扩大器”导致传播愈演愈烈。这些“扩大器”包括根除某些疾病的行动、红灯区、海地的一家血浆中心以及同性恋旅游业。如果不是这些“扩大器”的存在，HIV不会变得像今天这么可怕。目前，HIV携带者以及患者人数已超过6200万，其中有数百万人被夺去生命。
注射器成为“帮凶”
上世纪80年代初，佩因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在前比属刚果尼奥基（位于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扎伊尔）的一家医院治疗昏睡症。当时，HIV在非洲并不为人所知。医生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多线索，帮助他追踪这种病毒的传播轨迹。佩因在书中指出，他可能在不知情情况下让自己的一些患者感染病毒。尼奥基医院使用的玻璃注射器在高压灭菌器中消毒。但由于经常断电，护士只能用沸水煮的方式进行消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我并不太在意注射器被煮了多长时间。”
后来，他到几内亚比绍工作，研究HIV-2病毒（相对于HIV-1病毒而言），这种病毒导致的艾滋病病情较轻并且更难传播，一些感染者可以存活几十年。佩因发现HIV-2病毒感染者主要是老年人，就此认定这种病毒正在走向灭绝。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年轻人的性传播方式无法让这种病毒继续存在，其他一些途径一定首先让它在老年人中间广泛传播。他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上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前殖民地医生针对梅毒、雅司病、麻疯病、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发起的根除行动。当时，他们全都使用注射器，因为手头的抗生素药片不多或者价格昂贵。
2005年，佩因开始进行实地研究。通过提取55岁以上非洲老人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他发现这些老人在年轻时接受过多次注射或者行过割礼。割礼上，很多男孩共用一把匕首。这些老人通常携带丙型肝炎或者人类嗜T细胞病毒（HTLV）抗体。后者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病毒，与HIV-1一样来源于黑猩猩，能够感染免疫系统的CD4细胞（一种重要免疫细胞），但对人体无害。这是一个坚实的证据，证明血液和注射器能够传播其他病毒。
黑猩猩感染比例只有6%
保存在收治非洲患者的非洲和欧洲医院冷藏库内的血液和组织样本——部分的年代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构成了一幅HIV亚型图，拥有令人吃惊的复杂性。举例来说，南非白人和黑人携带不同的亚型。佩因指出：“少数南非白人同性恋与异性祖鲁人发生性关系。”白人的亚型在欧洲和美洲同性恋中较为常见，在黑人中最常见的亚型向南传播，穿过赞比亚。
能够感染猴子和猿类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也进行了类似的绘图。这种病毒在动物园动物身上首次被发现，丛林考察人员通过从粪便中提出DNA对其进行追踪。艾滋病的始作俑者是一只黑猩猩亚种，学名“Pan troglodytes troglodytes”，生活在萨纳加河与刚果河之间——黑猩猩并不会游泳。HIV是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的混合产物，来自于红顶白眉猴和黑猩猩捕食的髭长尾猴。
在巴黎、马赛、布鲁塞尔、里斯本和伦敦的殖民地档案中，佩因发现了最早1909年的诊所记录，当时的诊所对非洲妓女进行性病检查。在《Voix du Congolais》等报纸中，他发现大量有关一夫多妻和卖淫行为的报道。此外，他还阅读了欧洲人种学家的研究论文。根据佩因的调查发现，在野外，只有大约6%的黑猩猩被感染。在一个群体中，每个雌性都与多个雄性交配，但与其他群体成员交配的现象非常罕见。因此，在少数群体严重感染情况下，绝大多数群体并未出现感染现象。
单靠性传播做不到
HIV-1共有4个基因组——M组、N组、O组和P组，说明病毒从黑猩猩传染给人类在历史上至少出现4次。M组在所有感染病例中的比重超过99%。分子钟年代测定结果显示，M组在大约1921年传染给人类。黑猩猩体型巨大并且身手敏捷，唯一的有效猎杀手段就是使用枪。在20世纪之前，枪支几乎全部掌握在白人手中。
根据殖民地的人口普查数据，现代丛林肉猎人如何屠宰猎物的调查发现以及因不卫生注射用针感染的护士比例，佩因计算出上世纪20年代初最多有1350名猎人可能与黑猩猩发生血液接触。由于只有6%的黑猩猩感染——数量在80只左右——可能因出现伤口感染的猎人比例不到4%。也就是说，感染的猎人最多只有3人。鉴于性传播方式的感染几率很低——在某些情况下，丈夫与妻子在几个月的性生活中也不会感染HIV——单靠这种传播方式不可能让这3名猎人将病毒传染给现在的数百万人，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扩大器”。
佩因以意大利、纽约、爱丁堡和曼谷的研究为例指出，对海洛因吸食者进行的研究发现血液传播的感染几率是性传播的10倍。上世纪20年代，机器制造的玻璃注射器取代了昂贵的人工吹制版，比利时和法国均在他们的殖民地与很多疾病展开斗争，试图通过形成群体免疫，保护白人。患者一生中的注射次数可能达到300次。因此，一名猎人的M组最后可能导致数十人感染。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一些疾病也以这种方式传播。在半数“受益者”感染丙型肝炎之后，埃及于1980年结束了一项针对血吸虫病的行动。
妓女沦为高危人群
随后，佩因又将目光聚焦刚果河两岸的两座城市——比属利奥波德维尔（现在的金沙萨）和法属布拉萨维尔。这两座城市都是传染病的源头，病毒多样性最高，年代最早的阳性血液样本（1959年）也在这里被发现。从1900年起，利奥波德维尔和布拉萨维尔从河岸小村落发展成城市，但只有获得殖民地工作许可证的黑人男性才被允许合法生活在这里。很自然地，女性也随之迁入这两座城市。在1960年之前，当地的妓院仍非常罕见。
这些女性绝大多数都是摆脱农村一夫多妻制的所谓“自由女性”。她们通常只有3或者4个客人，同时还负责给这些人做饭和洗衣服。殖民地当局不仅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同时还进行征税；“未婚妇女税”一度占到斯坦利维尔预算的20%。由于“自由女性”的客人很少，病毒传播速度可能较为缓慢，但在为妓女注射青霉素以治疗梅毒的诊所，偶尔也会出现肝炎爆发，说明针头也扮演了“扩大器”的角色。
上世纪60年代，一切都发生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侵占了亚洲殖民地，盟军失去了原料供应，利奥波德维尔和布拉萨维尔负责向盟军提供原料。在战后独立浪潮席卷而来时，白人纷纷逃走，经济陷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贫穷。就这样，数十个被称之为“火烈鸟”的酒吧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十分激烈，妓女每年的接客量多达1000人，性病治疗陷入“枯竭”。当时一定出现了一次病毒爆发，与20年后的爆发类似。科学家对内罗毕妓女进行的深入研究发现，1981年有5%的人感染病毒，3年后，这一比例增至82%。
罪恶的海地血浆中心
HIV传播路径上的另一个重要地点便是海地。由于比利时白人永远不培训非洲精英，只有大约30名除神职人员以外的刚果人在独立时拥有大学学位。为了填补空缺，联合国从海外雇请官员和教师。当时，大约有4500名海地人应聘，他们是黑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说法语同时渴望提高收入。
海地的艾滋病大流行与北美和西欧一样，几乎都是亚群B。但亚群B在中非极为罕见，感染者比例不到1%。这说明病毒穿过大西洋并进入海地。分子时钟年代测定显示，病毒大约在1966年传播到海地。佩因指出单纯的性途径导致病毒快速传播在数学角度不具有可能性，一定存在一个“扩大器”。他认为这个“扩大器”就是太子港的Hemo-Caribbean血浆中心——1971年至1972年运营，卫生条件极差。
血浆中心通过高速旋转将血液的不同成份分层，红细胞在下，血浆在上。如果不为每名卖血者提供新输血管，便会传播传染病。在获取血浆时不注意卫生曾导致墨西哥、西班牙和印度HIV爆发。在中国农村，有多达25万名卖血者感染。Hemo-Caribbean中心的共同拥有者是卢克纳·坎布隆，他是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杀人恶魔”（Tonton Macoutes）的领导人。这个家伙人称“加勒比海的吸血鬼”，2006年去世。根据《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到Hemo-Caribbean中心卖血的人多达6000，每天的收入只有区区3美元，每月给美国输送1600加仑（约合6056升）血浆。
海地是美国同性恋游客首选的目的地，旅游指南《斯巴达克思》甚至介绍年轻小伙子要求的性服务费用。上世纪80年代初，亚群B导致美国同性恋者和血友病患者死亡，说明病毒通过两种途径传播。从此，艾滋病的现代史拉开帷幕。
戳穿各种起源假设
在《艾滋病起源》中，佩因戳穿了一系列有关艾滋病起源的假设。其中最怪异的假设被他称之为“外科手术版伟哥”，曾在上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当时，大约有2000名美国和欧洲男性——主要是富人、老年人和阳痿患者——将黑猩猩的睾丸植入阴囊。在组织排斥的新闻四处传播以及心生反感的社论作者声称一些植入黑猩猩卵巢的女性会生下人猿混血儿之后，这种疯狂的做法走向死亡。
1999年的著作《河流》提出了一个更著名的艾滋病源头假设。这部著作指出HIV源自一种实验性小儿麻痹症疫苗，据说从黑猩猩的细胞中提取。2010年，佩因的出版人将他的手稿交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艾滋病防治行动项目负责人马克斯·艾塞克斯博士手上。艾塞克斯对他的观点持有偏见，佩因小儿麻痹症疫苗假设“扭曲事实，胡说八道”的结论让他感到遗憾。艾塞克斯说：“但我仍感到非常吃惊，出乎我的意料。这一结论很难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证明。”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艾滋病专家艾伦·罗纳德教授曾对奈洛比的妓女进行研究，他看到了《艾滋病起源》的一个早期版本，认为佩因是在艾滋病研究领域未被赞颂的英雄之一。他指出：“虽然有人也曾怀疑注射器对HIV的传播起到了扩大器的作用，但只有雅克对相关老年人进行了非常必要的研究。”
法国军医利昂·帕勒斯博士曾对上世纪30年代建造刚果-海洋铁路的工人居高不下的死亡率进行研究。在26次尸检中，他发现了一种导致人不断消瘦的疾病，被他称之为“马永贝恶病质”，以工人死亡时所在的丛林名字命名。这些工人的大脑萎缩，肠淋巴结肿大，同时还出现其他一些泄露秘密的艾滋病症状。在对非洲老人进行研究时，佩因得知很多在上世纪40年代注射药物治疗昏睡症的人最后都在50年代去世。由于很多幸存者感染HTLV（另一种黑猩猩病毒），他认为这些死者可能就是首批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之一。（来源：时代周刊 编译：shooter） |
|
发表于 2011-10-22 18:34:04
